中國與人權：澳大利亞有帶來改變嗎？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近來高潮迭起：政治醜聞，國家安全威脅，覺得有必要重新制定落伍的法律，北京氣急敗壞的聲明。很自然地，澳大利亞舉國官員和民眾都在納悶，如此複雜又火藥味十足的關係究竟伊於胡底。

但在澳大利亞極力在澳中關係的利益與威脅中求取平衡的同時，解決難題的一個關鍵因素卻被爭論所忽略：應如何施壓促進中國尊重境內人權。

自2013年掌權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政府一手導演了1989年天安門屠殺以後最廣泛的人權倒退。通過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全、網絡監控和公民社會的立法，中國政府正在緊縮從公正審判權到隱私權，再到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全面限制。當局為撲滅一切異議端倪而極力擴大部署群眾監控系統，並將少數民族與宗教視為頭號大敵：數十萬突厥裔維吾爾族穆斯林以「思想教育」名義遭到任意拘押，儘管這種做法毫無法律依據。

光是在國內限制人權還不夠，中國當局還把這種高壓政策延伸到全球。人權觀察記錄到中國有計劃地破壞聯合國人權機制，剝奪民間獨立人士──不論是否針對中國──在全球論壇發聲的能力。中國並且自行設立不受人權監督的機構，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同時用各種手段操縱既有機構，例如國際刑警，成為其侵權工具。

中國共產黨對其全球搜捕貪污嫌犯的行動充滿自信，甚至派出中國公安和中共「紀律」部門官員前往澳大利亞等國，不予當地執法部門通知，逕行脅迫搜捕對象返回中國。世界各國大學校園裡的自由討論正面臨威脅的事實，現已成為澳大利亞民眾的常識。

澳大利亞政府對上述事態發展的回應，頂多只能說是敷衍了事。它刻意將大部分人權議題局限於官方雙邊對話，但和其他多數國家一樣，這種對話只是關起門來進行，對於急需感受到外部世界為他們的權利大聲疾呼的中國維權人士和一般民眾來說，實際上毫無作用。這種對話形式也正好投合中方官員所好，他們就是想掩蓋人權議題，將其排除在高層會議之外。中國從2014年左右開始要求降低對話層級，此後一直未見下一輪對話登場（一度宣佈將舉辦對話的前外長唐納，似乎也忽略了這個事實）。

澳大利亞有時也加入──但非領導──具有關鍵重要性的國際干涉行動，包括2016年3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對中國鎮壓維權人士與律師的空前聯合聲明，以及2017年3月呼籲北京停止迫害人權律師的聯名信函。外長畢夏普曾於2017年3月在新加坡演說時，暗示將對不民主的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澳大利亞駐華外交官也曾嘗試旁聽政治案件庭審，以及會見人權護衛者。

但澳大利亞有沒有在最需要的時刻，以一貫態度對中國施壓，借以捍衛該國所自許珍視的價值呢？答案很簡單：沒有。

當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劉曉波在獄中獲頒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時為反對黨領導人的畢夏普曾親自撰寫社論，呼籲中國讓他到奧斯陸領獎。但當劉曉波2017年在拘押中病故時，她卻僅以簡短聲明回應。

確實，我們已想不起上一次澳大利亞高階外交官公開要求查辦六四屠殺責任，或公開批評中國領導人迫害人權護衛者是在何年何月了。今年稍早，中國在人權理事會提出一份的決議案，內容違背國際人權法律與規範關鍵元素──將決定權交給各國政府，鉗制獨立公民社會，拒絕討論問責議題。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包括澳大利亞，都選擇棄權；只有美國對這份公然縮減人權的決議案投下反對票。

即使當中國對澳大利亞進行政治干預引起激烈爭論後，坎培拉也把關注焦點局限在間諜行為、「外國代理人」登記和禁止外國資助政黨及「政治性」團體等問題上。不太注意異議人士和澳大利亞華人遭受脅迫的問題，更不關心如何改善中國人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如果不是中共熱中在世界各地審查批評言論、強加觀點於人，各界或許不會如此關注澳大利亞學術和新聞自由受到的威脅。如果中國存在獨立、可信賴的司法制度，澳大利亞可能不會在貿易上──或胡士泰、馮崇義等人的案件上──遇到這麼多頭痛問題。如果外交部長畢夏普能夠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性別歧視言論（做得很對！），她也應該同樣批評習近平主席，因為他的政府定期刊登「只錄取男性」的徵才啓事。

最近北京終於向持續不懈的朝野外交努力低頭，釋放已被軟禁8年的劉曉波遺孀劉霞出國。她的獲釋證明，基於價值的人權干涉是可能成功的。

中國的人權迫害當然不是因為澳大利亞沒有盡力干涉，但澳大利亞政府的半吊子施壓只會讓中國政府食髓知味。時至今日，中、澳兩國人權狀況日益相互牽動，已是不爭事實。問題只在澳大利亞能否正視危機，挺身為所有人的人權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