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目擊者向《寒冬》證實德國學者鄭國恩發表的數據是可信的，這些數據與中共的宣傳並不相同。
茹仙古麗（Roshangul）站在自家樓房的窗前，聽到外面吵吵嚷嚷，她關掉客廳的燈，通過窗簾的縫隙向外瞧，由於監控攝像頭覆蓋他們大樓的各個角落，她不能冒險（拉開窗簾看外面）被人看到自己，但當時外面的場景令人害怕，又令人困惑不解。警笛在鳴響，警燈在閃爍，女人們在尖叫，很明顯能感覺到一片混亂。人們被從大型黑色的警車上推下來，通過派出所的狹小入口，之後突然一切都安靜下來。
她能看到的只是大樓前面的一個房間，裡面擠滿了兒童。
我們不知道這些兒童出了什麼事，但我們確實知道，自從2016年底習近平的美其名曰的「新時代」在新疆成形以來，成千上萬的維吾爾族兒童消失在一種機構系統的魔爪之下，將他們的家庭拆得支離破碎。
到現在他們的命運只有從蛛絲馬跡中得知了，很難得到真實證據，因為有關他們的信息被保密，中共也不承認他們「被捕」。但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十天前發表的數據提供了從政府數據得知的有關大量兒童的確鑿證據，自從陳全國開始鐵碗治疆以來，他們的父母被大批地送進所謂的「職業培訓學校」（其實是教育轉化營）。
早在2017年，茹仙古麗等目擊者就看到不斷有人被抓進派出所，他們想不通自己所看到的到底是怎麼回事。新疆各地維吾爾族社區不時傳出有人被抓的消息，這裡有一個兒子、一個叔叔被抓走，那裡有一個兄弟失蹤，政府的封條開始貼在各處門口，大街上時常隨意抓人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但他們都被抓到哪裡去了，為什麼被抓，目擊者們無法弄清楚這個問題，他們怎麼可能會知道這些事件是令人困惑的關押和大規模監禁的一部分，有幾百萬人被捕關押，還有很多人被法外判處重刑監禁？
但那時還沒有人透露過無數孩子們受牽連的消息。
鄭國恩的最新研究結果令人心驚，與中共的說法完全相反，去年中共強烈否認因大量父母被關押，孩子們正在成為「孤兒」。鄭國恩去年搜索了新疆各地政府網站與採購數據，這些數據於2019年7月發表在《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上，披露了南疆令人憂心的寄宿學校網絡，建設這些機構投入了大量資金，周圍有報警處，高高的圍牆上裝有四層一萬伏的電網，還有警察站崗。他發現莎車縣一所中學訂購的監控攝像頭數量甚至比一些拘留營訂購的還多。
然而，雖然有這些證據，新疆宣傳部一名高級官員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仍否認新疆有大量家庭的父母雙方都被關押。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徐桂香堅稱，「如果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都被送到職業培訓中心，那個家庭肯定存在嚴重問題，我還從未見過這種情況。」
鄭國恩最新研究結果證明這名官員是在撒謊。我們現在知道陳全國的政策產生的後果就是影響到數萬年輕人的前途，他們不僅失去了親人，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宗教與語言。
鄭國恩聲稱，「第一次獲得非公開的新疆政府電子表格的新證據，表格裡詳細記錄了維吾爾族人集居的莎車縣一萬多名兒童的命運。」他解釋說，「所有這些兒童的父母有一方或雙方被關押，文檔顯示了政府是如何照看這些兒童的。」
鄭國恩通過分析數據發現，其中大約有一千名兒童的父母雙方都被關押，其中有的兒童被安置在官方孤兒院裡，有的被安置在全日制寄宿學校，這些文檔裡詳細列出所有家庭的關押狀況。「證實了『困境兒童』的名單是真實的，讓我們全面了解到他們家庭的實際情況。」鄭國恩說。
鄭國恩接著嘆息說，這組「高度受牽連的信息進一步說明了中共政府對待這些少數民族的行徑所產生的令人驚心的社會後果」。
他發現了一項新疆各地驟然擴增寄宿學校的總體計劃，已經撥出專項資金用於「單重或雙重困難」處境家庭的孩子們，委婉地指父母一方或雙方被關押的處境。
鄭國恩稱，據政府統計顯示，2017年至2019年間，中小學寄宿學生數量從497,800名增至880,500名，增長了76.9%。他透露說，「增長的38.2萬名寄宿生是在實施關押行動期間發生，而且主要是在少數民族地區。」
儘管中共為對偏遠地區家庭的孩子們實行寄宿教育的總政策進行辯護，但批評人士稱孩子們在幼年時期被迫與家庭切斷聯繫，而且維吾爾族等有濃厚宗教背景的學生被強制灌輸無神論思想。 2018年6月，政府勒令每個學校都提供完全漢語教材教育，試圖使用維吾爾語教材的學校將受到嚴懲。
通過花費大量時間分析數萬份詳細記錄政府對「困境學生」（父母被關押的孩子們）規定的文件，鄭國恩得出令人擔憂的結論，「看起來政府對這種學生的情況已經制定了詳細的規定，更進一步證明了這件事在實質上是系統性的。很明顯，寄宿學校系統是用來遏制和應付大規模關押行動產生的不良影響，同時也代表了新疆長期文化滅絕的核心機構。」
鄭國恩詳細列舉了令人痛心的莎車縣孩子們的名單，其中最小的一個孩子只有一歲，許多孩子未滿十歲，他們被接收到孤兒院，而他們的父母一方或雙方被長期關押在各種各樣的再教育營裡。在總結自己的報告時，他暗示說中共政府把自己當作啟蒙父母，這一策略對於「新疆地區社會改革的強制性工程」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說：「這項工程的最前線就是爭奪下一代人心的戰爭，武器化的教育制度使政府能夠從一個族群的核心和根源上控制他們，而不是僅僅從表面上控制。」
鄭國恩這樣描述寄宿學校：「高度安全化的環境，在學校裡學生全天候被監視，所有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必須使用漢語，政治宣傳和洗腦是日常慣例。」他指出將孩子與父母分開對孩子產生可怕的心理影響，「孩子們知道，如果他們不能百依百順地服從政府，他們的命運就如父母的命運一樣。」鄭國恩提醒說，「安全化的孤兒院和寄宿學校的環境讓孩子們產生恐懼、潛在的心理疾病與自我激進化問題。」
鄭國恩警告說：「中共政府爭奪下一代人心的戰爭使其在新疆地區的反人類罪行特別可憎。」
依娜貝特（Inabet）曾被分配去協助她的漢族上司在一個離和田市不遠的偏僻村莊作為「親戚」履行他的職責，三週後依娜貝特臉色蒼白地回來了，那時是2018年，陳全國的計劃正在全力實施。依娜貝特恨惡去南疆吃喝、過度放縱，但她知道如果拒絕不去就會有麻煩，至少證明她對去那兒有不好的看法。在那個村莊泥土路上遇到的老人們，她盡其所能地在私下表示同情。
當依娜貝特向《寒冬》講述她最近一次去南疆的經歷時，很明顯她在顫抖，也流淚了。離她上一次去那裡才只有三個月的時間，那個村子卻變得面貌全非，她說：「我所見到的只有那些照看幼兒的年邁的爺爺奶奶。」她提到一個已經建成的大型孤兒院，現在裡面已經收滿了父母被關進教育轉化營的孩子們。「他們正在建第二處孤兒院，但他們卻不知道找誰做職工，也不知道如何餵養孩子們。」她說著便哽咽起來。她當時住在省城烏魯木齊，那裡政府政策還沒有實施到暴行最嚴重的程度，那時她對有人被關押和被失蹤的傳聞只是半信半疑，她甚至沒有想到過孩子們也會被關押和失蹤。
她最後一次去習近平「新時代」的南疆中心地區，使她相信了那些傳聞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比她能想象的程度糟糕得多。「他們的父母在哪裡？孤兒們以後會怎麼樣？」她哽咽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