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際特赦組織 蘇遠
離開八年的谷歌中國，也許很快就要回來了。2010年，谷歌因無法在內容審查問題上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退出中國市場。儘管告別中國帶來沈重的代價：搜索引擎在大陸無法訪問，廣告業務直線下跌。但谷歌因此贏得了不少人的尊敬—許多中國網友當時冒著被「喝茶「的風險去谷歌總部獻花。
也正因為如此，今年8月，谷歌被爆出正在秘密研究重返中國的計劃Dragonfly（以下稱蜻蜓計劃）時，輿論一片嘩然。 根據媒體《截距》（The Intercept）的報道，自2017年春起，谷歌開始開發一款符合中國大陸審查要求的搜尋引擎，它可以甄別和過濾敏感詞，如「學生抗議」、「諾貝爾獎」、暗示習近平等詞組。除此之外，這款搜索引擎還須與中國的審查人員合作，打壓涉及正在發酵的社會問題的帖子，包括 #MeToo 運動的回應及其對少數民族的拘押。
「蜻蜓計劃」曝光之後，引發巨大爭議。8月，約1400名 谷歌 員工發表聯署公開信，批評「蜻蜓計劃」存在倫理問題，敦促公司提高透明度，讓員工清楚瞭解他們的勞動可能帶來的道德後果，以做出符合道德規範的決定。
但直到10月15日，在《連線》（Wired）雜誌25週年峰會上，谷歌 CEO 皮查（Sundar Pichai）才首度就 「蜻蜓計劃」開聲，承認計劃存在，並辯護稱「在許多領域，谷歌可以提供比中國現在（流行的搜索引擎）更好、更優質的信息。」，又舉例稱，如果人們無法獲取有效信息，可能被虛假的癌症治療廣告欺騙，暗指百度提供虛假廣告引發的「魏則西事件」。
皮查的辯護代表了不少「蜻蜓計劃「支持者的觀點：即便接受審查是不對的，但這能為中國近14億人提供一個更好的選項。知名科技媒體 TechCrunch 中國聯合主編管策也撰文，稱「熱切盼望谷歌能重回中國，不管是以任何方式」，因為它可以讓在防火長城（GFW）下「無法選擇的一群人」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這一觀點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卻相當短視。也許有人會覺得，不在谷歌上搜索所謂的「敏感」內容，審查便與己無關，但他們也許沒意識到，中國有著非常嚴苛的互聯網監管法規，卻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或法規有效監管過量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一旦妥協，短時間內或許可以方便中國民眾，但長遠後果將可能是災難性的。
中國有著嚴苛的互聯網監管法規，卻沒有任何法律有效監管過量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一旦妥協，短時間內或許可以方便民眾，但長遠後果將可能是災難性的。
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當權者可以為了監管需要，隨時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就像取消《憲法》中國家主席任期制和將堅持中共的領導寫入《憲法》一樣。而近幾年，中國對於互聯網的監管趨勢越來越嚴，形成了一整套圍繞《網絡安全法》的互聯網監管法律體系，這一體系之下，政府被賦予了絕對的權力，而用戶對個人數據權利則顯得不受保護。
以在中國市場大受歡迎的蘋果公司為例，在蘋果應用市場上，目前已經找不到任何VPN —— 一類幫助中國大陸用戶繞過網絡審查的軟件——已經購買下載的VPN也無法再升級更新。自今年2月底，中國用戶的 iCloud 服務也交由國有企業「雲上貴州」運營，依照《網絡安全法》第37條「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不僅如此，根據《網絡安全法》只要中國的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認為有必要，所有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都必須向他們提供用戶的所有數據，谷歌要進入中國，在這一點上絕無例外。
中國近年來在輸出「網絡主權」、「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等概念方面尤其積極，這些概念主張一國政府有權管理該國網絡空間，不容其他國家干涉。同時，中國也在全球範圍內輸出審查理念和審查技術。目前，谷歌僅在中國、朝鮮、伊朗、敘利亞等極少數國家無法正常使用，但不難想象，一旦「蜻蜓計劃」成功研發，同樣的技術不僅可以用在中國，更可以用在其他國家，這無疑從技術上為「網絡主權」的概念提供支持，同時也可能讓一些尚未封鎖谷歌的威權國家，更加有動力推進審查版的谷歌。這也是谷歌員工聯署要求停止「蜻蜓計劃」的原因：此事無關中國，而是反對一切使用科技協助有權者壓迫弱者的行為。
一旦「蜻蜓計劃」成功研發，無疑將從技術上為「網絡主權」的概念提供支持。
在2015年，谷歌宣佈重組，並將原先行為準則序言中的「不作惡」（Don’t be evil），改成了「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在當時被視作一種退步。從短期看，「蜻蜓計劃」或許可以為中國用戶提供一個更好的搜索選擇，但從長遠看，它無疑會助長中國的互聯網審查，給互聯網的開放性造成極大威脅，同時也會將數以億計的中國用戶的數據置於危險之下。谷歌和「蜻蜓計劃」的支持者都應撫心自問，這難道是「正確的事」嗎？
來源：Amnesty International. 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監管之下，「蜻蜓計劃」無異與虎謀皮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8.
